创造这一历史景观的,跟一位名叫郑定邦的上海建筑师有关。
1945年,日本战败,将台湾岛奉还国民政府。伤兵可以连夜转移,然而几十年统治留下的痕迹却不可能在朝夕之间抹除。日本兵撤退后的台北街道,依然散发着浓郁的樱花气息。
台北车站在那时叫“日本驿”,总统府叫“总督府”,圆山饭店叫台湾神宫。而从总督府通往神宫,有一条笔直的大道,日本人名之曰“御成大道”。
不消说,国民政府接管台北城,当务之急自然是给道路重新命名。这是一项历史大工程,路名不仅关乎群体记忆、文化认同,还包涵了政治意蕴。如各地常见的北京路、复兴路、解放路,便是一个个宏伟的历史罗盘。
国民政府从上海派遣了建筑师郑定邦前往台北,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营建局任职。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技术官僚,生前并未留下传世名作,然而却是他,将台北街道引进了时空的纵深处,激起后人的无限遐思和不尽感慨。
其实,在1945年——即郑定邦到台北的前一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即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是重新命名的最高原则。
原则可谓简洁明了,如何将抽象的“民族精神”具化为一目了然的路标,是摆在郑定邦面前的一道难题。
这是一项替后人承担的、并不轻松的历史工程。幸运的是,郑定邦苦思冥想,终于在某一瞬间开悟了,并且十分潇洒地一气呵成。
“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在龙应台笔下,郑定邦淡定自若,游刃有余,仿佛一个老练的手术师,面对黄河青山砰砰跳动的心脏,不惊不慌,一锤定音。
于是乎,假如你今天把台北地图摊开,以中山路为纵轴,以忠孝路为横轴,画出一个十字坐标,一幅鲜活的中国地图便神奇地铺展在眼前——在左下角即西南面,躺着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而东北角则藏着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哈密街自然在西北角,宁波街、绍兴路必相邻不远。
因此,到台北旅游,只要你熟悉中国地图,根据街名,往往就能判断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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