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7日 星期一

宇宙

====== ====== 我们所在的宇宙是有限的,起源于137亿年前的一次奇点大爆炸,直经约920亿光年。整个宇宙是无限的,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无始无终,即没有开始的一刻,也不会有结束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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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一个第五维度,麦克斯韦的电磁力理 论就从爱因斯坦的引力方程中脱颖而出了。
虽然我们看不见第五维度,但第五 维度可以形成波纹,而它们是与光波对应的!
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因为过去 150年中,
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都不得不死背艰涩的麦克斯韦方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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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理論」原本包含26維的玻色弦理論,和加入超對稱性超弦理論
在近日物理界,「弦理論」 一般是專指「超弦理論」,
較早的「玻色弦理論」則以全名稱呼。
1990年代,受對偶性 (弦論)的啓發,愛德華·維頓猜想存在一11維的M理論,他和其他學者找到強力的證據,顯示五種版本的十維超弦理論與十一維超重力論應該是M理論的六個不同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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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6日 星期日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耶和華軍隊」指的是天使、天軍,而在地上,在人間就是這群經歷四十年曠野行軍式的磨鍊的以色列人民。他們本是埃及人的奴隸,他們本是一群手無寸鐵的烏合之眾,但是經過神利用曠野磨鍊過的這群兩百萬左右的以色列人民,如今已成為凡事敬畏神,順服神且有紀律有組織動員力的「耶和華軍隊」。可以比較(王上22:19) 誰是有權力指揮天上眾天使、天軍,與在地上的神的選民們一起並肩作戰的元帥呢?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來2:10)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因祂本是神。道成肉身的神。So,我個人認為應該就是聖子耶穌基督。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1:1) 約書亞記第5章:13--15節所記載的這一位「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到底是誰? 祂的回答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我們稱萬軍之耶和華,耶和華的軍隊包括了:有組織的軍隊、天使天軍、日月星辰以及所有的受造。 這位元帥不是天使,祂是神。更清楚的說祂是在舊約中顯現的基督。因為祂有「主」的地位-祂不是「幫助者」,乃是要作元帥、指揮一切。如果是天使,那麼只是「幫助者」,因為天使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來一14)。 約書亞俯伏在地下拜-如果祂是天使,那祂是不能、也不敢接受敬拜的(啟廿二8~9),只有神才能接受敬拜的。 出埃及記三章5節,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這是神呼召摩西時的吩咐,而約書亞所受的是完全相同的。 在困難中與主的對話,讓約書亞認識了主。我們在患難中的禱告、與主的對話,使我們更加認識主。基督如何成為約書亞的元帥、成為以色列人的元帥,也要成為我們的元帥(來二10)。我們要接受祂的引導和指揮。 既然是軍隊就有團隊、就有同工。軍隊裡有師、有旅、有營、有連、有排、有班。聖經時代有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等。現代戰爭還有海、陸、空整體作戰。約書亞不可能一個人打遍迦南,他需要同工。教會裡也是一樣,不能單靠傳道人,也不能單靠長老、執事來傳福音、來事奉。需要團隊來服事神、來完成神託付給我們的大使命。 ....帶來改變,改變不是環境的改變,而是我們自己的改變!耶利哥城仍然高聳、敵人仍然強悍,但是約書亞改變了! 從「我吩咐主」,轉變成為「求主吩咐」,也看見「主僕」角色的易位-原來是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號令六十萬大軍隊打仗,現在俯伏敬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等候那位元帥發命令。 我們也要改變:一切由神做主,我們聽從。 不再是我的計畫,而是主的旨意。不再是「請祢幫助我」,而是「主有何吩咐?」 不再是我們要主做什麼,而是問主要我們做什麼?不再是我們教會要做什麼,而是主要我們教會為祂做什麼?主對我們教會有何吩咐?是主要怎樣帶領教會? 因為祂是教會的元首(弗一22~23)。 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書五﹕14) ===== 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四十年後,終於來到約旦河東岸。在那裏,耶和華吩咐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經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以色列人從約旦河上來之後,就在耶利哥城東邊的吉甲安營。   約書亞知道耶利哥城是他未來要征戰的地方,所以,當他此刻靠近耶利哥城的時候,他的心情是戰戰競競的。前面是平坦之路還是荊棘滿途呢?   耶利哥城在約旦河谷的南端,氣候非常溫和,享有「棕樹城」的美譽。後來一度遭荒棄,直至主前四千年始成為有城牆及堡壘的城鎮。由於城牆堅固,要攻陷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約書亞舉目四周察看將要作戰的環境、滿腦子都是戰術的時候,「這個人」出現了。 「這個人」與約書亞面對面站著,出於自然反應,約書亞劈頭就問:「你是我們的人,還是我們的仇敵呢?」敵我相當分明! 「這個人」也毫不含糊,「他」清楚地回答:「我現在來是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 耶利哥城到底有多困難攻下呢? 據二十世紀考古學家發掘耶利哥廢墟,發現主前1400年代的耶利哥古城牆高約9公尺,很可能是迦南人敬拜月神的宗教中心。 ======

展望會陳純敬

世界展望會Jan. 6日2017舉行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交接儀式, 由任內政部次長的陳純敬,從前任會長龔天行接下重任。

八德

八德舊名「八塊厝」 (下含小字莊頭、莊尾、稻埕頭、連城、舊城、公館、租倉、城外等八處,今八德區公所、三元宮一帶地區), 相傳乾隆年間謝、蕭、邱、呂、賴、黃、吳、李姓等八戶人家至此開墾,每姓各築一屋,因而得名。

Kierkegaard存在主義

索倫·奧貝·齊克果(丹麥:Søren Aabye Kierkegaard,又譯祈克果; 1813年5月5日-1855年11月11日)是丹麥 神學家、哲學家及作家,被視為存在主義之父。 ============= 耶路撒冷,甜美家鄉,我心饗往。 ============= 作者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徐成德譯 ============= 出生於丹麥的凱倫‧布里森(Karen Blixen)嫁了個男爵,於1914-1931年間在英屬東非經營咖啡農場(她寫的《遠離非洲》敘述了這些事)。離婚後回到丹麥,以筆名狄妮森(Isak Dinesen)用英文寫作。其中一篇故事「芭比的盛宴」於八○年代拍成電影,成了經典作。 狄妮森將她的故事置於Norway,不過丹麥製片人將地點換到Danmark東海岸,泥濘路與茅舍的貧苦漁村。在這沉鬱的地方,一個白鬍子牧師帶領一小群嚴謹的信義宗信徒。 該地僅有的一點點引誘這村人的屬世享樂,也悉數被這派人唾棄。 他們都穿黑衣,只吃清水煮魚,以及麵包與水再加一滴酒煮的麵糊。 安息日大家聚集,唱「耶路撒冷,甜美家鄉,我心饗往。」 他們的指南針已定向新耶路撒冷,地上生涯則當作抵達天城不得不忍受的過程。 年邁鰥居的牧師有兩個年輕女兒: 馬丁妮,取名記念馬丁路德;菲麗帕,則記念路德的門生菲利普。 兩人怎麼掩飾,也蓋不住她們照人的明豔,有的人來聚會,只為了大飽眼福。 馬丁妮引起了一個年輕英俊的騎士軍官矚目,但是她拒絕了男方的追求,不然誰來照顧年邁的父親呢? 軍官騎馬離去,娶了蘇菲亞女王的侍女。 菲麗帕不僅貌美,還有夜鶯一樣優美的歌聲。 當她歌頌耶路撒冷,就像天城發出的嘹亮聲音。菲麗帕認識當時最有名的法籍歌劇家阿奇葉‧帕賓(Achille Papin )。 他當時在海岸地區休養,有一天走過死寂小鎮的泥巴路,卻聽到有資格在巴黎歌劇院演唱的絕好聲音,令他大吃一驚。 請容我教你正當的方法唱歌,帕賓力勸菲麗帕。全法國都會臣服於你腳前。 皇親貴冑會排隊等著見你,你也會坐馬車到富麗堂皇的英格烈餐廳用餐。 菲麗帕聽了受寵若驚,允諾上幾堂課,不過就上這幾堂。 唱愛情歌曲讓她緊張,而心中的悸動更是擾亂了她。 當她唱完Don Giovanni裡的詠嘆調,在帕賓的懷中,他的嘴唇輕擦過她的,菲麗帕毫無疑問知道,這些樂趣必須要棄絕。 父親寫信謝絕了以後的課程,而帕賓悵然返回巴黎,猶如遺失了中獎的彩券。 15年過去了,漁村變遷也不少。 兩姐妹如今已是邁入中年的老處女,想要繼續亡父的事工,但是沒有他鐵腕的領導,教會鬧得四分五裂。 有弟兄為了生意上的事與另一弟兄有嫌隙。 也在謠傳有兩個會友已經私通三十年。一對老太太彼此已經十年不講話。 安息日固然還有聚會、唱古舊的聖詩,不過音樂已經失去原先的光彩,也沒多少人願意參加。 儘管問題重重,兩個女兒依然忠心耿耿地安排聚會,替牙齒掉光的老年人作水煮麵包。 有天晚上傾盆大雨,沒有人會想要這時候在外面的泥濘路上走,兩姐妹卻聽見門前砰地一聲。 她們一開門,有個女人昏倒在那裡。把她弄醒,卻發現她不會講丹麥話。女人交給兩姐妹一封帕賓的信。 菲麗帕看到他的名字,臉頰就不禁飛紅,手顫抖著唸那封介紹信。 女人的名字叫芭比,丈夫與兒子在法國內戰喪生,她的生命也有危險,必須要逃出來。 帕賓替她找到船位來這裡,希望村人能可憐可憐她。「芭比會煮飯,」信上寫著。 兩姐妹付不起錢,而且對雇個女傭也不是很放心。她們不信任芭比的廚藝--法國人不是又吃馬肉、又吃青蛙嗎? 然而芭比比手劃腳的哀求,願意作任何家事,只要供她吃住,兩姐妹心軟了。 芭比為她們工作了12年。她們第一次教芭比如何殺魚、煮麵包糊,她的眼睛睜得比什麼都大,鼻子微皺一下,可是從來沒有質疑交給她的差事。她餵飽村裡的窮人,也擔下所有的家事,甚至幫忙安排安息日的聚會。大夥兒都同意,芭比給這死氣沉沉的漁村注入了生機。 芭比從不提以前在法國的事,所以12年後收到第一封信,委實令馬丁妮與菲麗帕驚訝。 芭比讀完信,望著注視她的兩姐妹,不經心地告訴她們,她走大運了。 巴黎有個朋友每年用她選的號碼買彩券,今年她贏了,而且贏了一萬法郎! 兩姐妹緊握芭比的手恭喜她,心底卻發沉。她們知道芭比要走了。 芭比中彩券那陣子,兩姐妹恰巧在討論如何慶祝父親的百歲冥誕。芭比來找他們請求一件事。 12年來我沒有要過任何東西,她這麼說。兩姐妹點頭。 可是現在我有個請求:我願意為慶祝會作菜,為你們作一頓正宗的法國酒席。 兩姐妹雖然對這計劃有微詞,但是芭比說得沒錯,12年來她沒求過任何好處,所以除了首肯,她們還能說什麼呢? 錢從法國寄來,芭比外出了幾天,去辦酒席事宜。 她回來後的幾個禮拜,村民觀看船靠岸卸下酒席用的東西,不可置信地交換眼色。 工人拉著手推車,上面裝滿一桶一桶的小鳥。成箱的香檳--是香檳哪!--還有酒也隨之運到。 整個牛頭、新鮮蔬菜、菌菰、野禽、火腿、奇怪的海產,還有一隻活龜,擺動著蛇一樣的頭。 這些都進了由芭比統御的廚房裡。 馬丁尼與菲麗帕看見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緊張起來,趕快向只剩下11名的蒼老會友解釋,她們何以勉為其難的答應。 每個人都嘰咕著諒解的話。經過討論,大夥同意來吃這頓飯,而且不評論菜的好壞,免得芭比想錯了。 舌頭原是用來讚美感恩的,不是用來耽溺於異國風味食品的。 12月15日,吃飯的那一天下雪了,呆板的小鎮蒙上一層銀白,反倒有點生氣。兩姐妹很高興有不速之客參加: 30歲的魯小姐由侄子陪同赴席。侄子就是多年前追馬丁妮的騎士軍官,如今是將軍級的皇家侍衛了。 芭比不知用什麼法子搜集了夠用的瓷器與水晶,並且用蠟燭與常青植物裝飾房間。餐桌也擺置得很美麗。 開始上菜時,村人記得他們的協議,都坐著不吭聲,像群圍在池塘邊的烏龜。只有將軍一直稱讚好酒好菜。 「阿曼堤亞多!」他舉起第一杯酒讚嘆說,「這是我喝過最純的阿曼堤亞多。」等他喝第一口湯,他發誓喝到的是龜肉湯,可是這裡沿岸哪來的龜啊? 「好吃極了!」將軍嘗了下一道菜又這麼說,「這是道Blinis Demidoff!」其他宴客臉上佈滿皺紋,也在吃同樣的山珍海味,可是既無表情也無意見。將軍一再誇讚1860年份的香檳,芭比要廚房幫忙的男孩不停替他斟滿酒杯。好像只有他才會品嘗眼前的美饌。 村民雖然沒有品論酒菜,可是筵席的氣氛似乎在他們身上產生神妙的效果。酒酣耳熱之餘,口齒也放鬆了,講起老先生還在世的歲月,講起海灣結凍的那個聖誕節。 作生意騙人的那個弟兄終於認錯,兩個鬧僵了多年的婦人也開始講話。有個老太太打嗝,坐在旁邊的一個弟兄毫不思索地說:「哈利路亞!」 而將軍好像只知品論酒菜。當廚房端上壓軸菜鵪鶉,將軍叫說他在歐洲僅在一處見過這道菜,就是巴黎聞名的英格烈餐廳;那裡有個女廚很有名氣。 將軍酒醉飯飽,喝得飄飄然,終於按倷不住,站起來發表談話。「朋友們,慈悲與真理已經相遇」他開始說。「公義與極樂亦將相吻」他至此要稍停片刻,「因為在下平時演說無不小心準備,了解演說目標,然而在此與單純的會友為伍,那戴滿勳章的將軍猶如成了傳聲筒,傳述註定由他帶出的信息。」將軍的信息是恩典。 雖然那批會友並不完全聽得懂將軍的談話,但是在那一刻,「地上的虛幻如雲煙自眼前飛散,他們看見了宇宙的原貌。」這小群人道別,披著閃耀的雪花,在繁星密佈的天空下沒入小鎮裡。 「芭比的盛宴」以兩幕場景收尾。在外面,這些老輩人圍著噴泉激情地唱著古舊的信心歌曲,端的是一幕同心合意的場面:芭比的盛宴開了門,恩典悄然進來。狄妮森又寫道,他們覺得「好像罪已洗淨,潔白如羊毛,而且重新穿上這無瑕的衣袍,如小綿羊一般跳躍。」 最後一幕則是在屋內,廚房裡堆滿了未洗的碗盤、油漬的鍋子、貝殼皮、龜甲、軟骨、打破的桶、蔬菜碎邊兒,還有空瓶子,像是發生了災變一樣。芭比就坐在這些東西中間,累得好像十二年前那晚上她剛來的模樣。兩姐妹驀的想到,每個人都遵守誓言,沒有就芭比作的菜說過半句話。 「芭比,今天的晚餐非常好吃,」馬丁妮有些遲疑地說。 芭比的思緒好像飄往很遠,過了一陣子才說:「我以前是英格烈餐廳的廚子。」 「芭比,等你回巴黎以後,我們還會記住這一晚,」馬丁妮又說,好像沒聽見芭比講話。 芭比告訴他們,她不會回巴黎了。所有的親友死的死,坐牢的坐牢。更何況,回巴黎花費很貴。 「那你的一萬法郎呢?」兩姐妹問道。 芭比的話好像投下了一枚炸彈。她贏來的一萬法郎已經都用在酒席上,花得一文不剩。 不必這麼震驚,她告訴兩姐妹。再說,英格烈餐廳像樣的十二人份晚餐就需要這麼多錢。 在將軍的談話裡,可以明明確確看出,狄妮森寫《芭比的盛宴》不是講美食的故事,而是恩典的比喻: 一件禮物,花費了贈予者的所有,領受的人分文不動。將軍對聚集在芭比桌前那群表情嚴峻的會友說了這段話: 我們都聽人說過恩典在宇宙間可尋見。然而出於人類的愚眛與目光短淺,我們竟以為屬天的恩典是有限的....但是當我們眼目得開那一刻,我們看見也體會到,恩典是無限的。諸位親朋好友,恩典無求於我們任何東西,而單單要我們充滿信心等候領受,並心存感恩宣述。 12年前,芭比來到這群沒有恩典氣息的人當中。身為馬丁路德的追隨者,他們每個星期天聽恩典的信息,卻在其他天想要藉著敬虔與苦行贏取神的喜愛。結果恩典以筵席的面貌臨到他們。芭比的盛宴,千載難求的珍饈就如此為一群根本沒有做什麼的人鋪張。恩典以其慣有的方式臨到那座小漁村:免費、沒有附帶條件、對方請客。 ===========

2017年2月25日 星期六

聖經──東方博士

聖經──東方博士去自中國考證 李觀森先生(Mr.K.S LEE)所著之「聖經裡的中國(China In The Bible)一書,對於東方博士去自中國的考據很有獨特的見解,據李著在在序中敘述他在三十年前於上海的聖約翰大學任教時,曾以三年的下功夫去蒐集資料鑽研這個問題,由於他精通希伯來文、英文、義大利文、阿拉伯文和希臘文,所以考證的資料蒐集的特別多,因此內容特別充實。 精通希伯來文、英文、猶太文、德文和希臘文的李銳教授對於李觀森著的「聖經中的中國」一書撰述 直接提供了很多的珍貴考證資料,都是出自李銳教授啟發很有價值的精義。 李銳教授指出中國長安與耶路撒冷及伯利恆有五小時的時差。 當時,西漢朝代是以長安為京城,耶穌半夜降生於伯利恆,長安正清晨的時候。 他指出希臘文聖應經「安那托利」(Anatolee)這一個字,在英文和中文聖經中有錯譯,馬太二:九,希臘文中有「清晨」。 「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則應該改為「我們在清晨看見他的星」 中文和英文聖經如果把「安那托利」(Anatolee)為「東方」改為「清晨」才符合希臘文的原意, 那也就是證明中國長安的清晨,亦即是伯利恆的半夜。 星算學最興盛 李銳教授認為那些帶禮物往伯利恆拜訪上主耶穌的東方博士,必是去自中國的的長安,因為當時中國文化正是如日中天,星算學尤為興盛。所以這一論斷,必定是無誤的。因為長安去耶路撒冷的伯利恆這條路,是又近又直的一條路。推想當時這些東方博士去伯利恆時,一方面是靠著中國早已發明的羅盤,一方面是循著所看見的星象向西一直行走找尋。 考據約在公元前110年,中國漢朝張騫出使西域,曾經到達海旁的大夏國,當他回到長安時,曾帶來了許多關於西方各國的消息, 漢朝稱羅馬為大秦,稱阿爾卑斯山為小崑崙,稱地中海為西海,這些名稱都是與張騫有關。 張騫通西域後大約110年東方博士又沿著聽路途,更走得遠一些,而到了耶路撒冷。 他們所經過的,從長安到耶路撒冷這一條路途,雖然是遙遠而又崎嶇,總不能稱為一條全新的道路。耶穌基督降世,正是中國西漢(及前漢)時代,當時西漢以長安為京城。經過漢高祖的創業,文景帝的昇平,武帝的開拓,和昭宣、元成的保守,這實在是一個極端興盛的時代。道德倫常、文學藝術、天算學識等,都為當時人民所重視。我們可以稱這種文化為漢代文化,為中國以前文化的最高峯。也可稱之為彩耀中天的文化。 耶穌降生之前,中國有許多天算學家,在世界向來負有盛名的,因為中國當時的天文學和曆象學與天算學同樣的淵源久遠。同時在漢朝天算學隨時觀察天象或異象。看漢書天文的精細,就可以證明漢代天算學的昌盛了。 從下面幾點可以證明耶穌降生時當時去尋找他的東方博士確實來自中國的長安。我們知道大約在公元五百年的時候(唐朝),納斯托利安派基督徒(即景教徒)曾經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但他們不過曇花一現,不久便完全消滅了。此點可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證明。 其次: 在耶穌降生之前,中國有許多有名的天算學家,例:戰國時齊國的驅行,便是其中鼎鼎有名的天算學權威的一個。但是中國自古至今最淵博精湛的一位天算學家,還是劉向。 劉向暮年又正是大星出現基督降臨的時日。劉向乃西漢劉交的四世孫、本名更生、別字子政。漢宣帝昭選明儒俊才時,劉向以通達世務,善作文章,得蒙選拔。他為人簡易樸素,沒有威儀,喜歡積思於各項經術。他每天白晝誦讀書傳,晚上觀察星宿,往往坐在露天地方,達到天亮。他屢次上奏封事,常引用陰陽休晷,來談論時政得失。所作言語、非常切直、漢元帝派他充任中壘教尉,當時外戚王氏擅權,元帝屢次想要重用他為九卿,終為王氏和大臣之所制止。他嘗校書於天祿閣、夜間獨坐,有老人著黃衫,執青滅杖,吹著杖頭的火焰,向他講述創世時的事情。洪範五行傳,就是他的名著之一。 景星出現東方 在西漢司馬遷鎖住的史記有一卷叫天官書,有下列記載:「景星者,德星也。天精而見,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正義說:「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名。見則仁君有德,明聖之慶也」。嗣後白虎通說:「景星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民人也。」孫氏瑞應圖也說「景星王者,不私人則見」。景星雖然不是漢朝才發現,但是關於景星的詳細論述,乃是起於漢朝。耶穌降生時天上所出現之基督大星,也是中國天算學家在長安首次認識的帝星,博士們認為在長安所見之景星,係王者有道,景星始出。同時又可證明劉向去世時係公元二年,正好是劉向從伯利恆回來後安然去世的,當時是七十二歲。在漢書有記載劉向卒後十三年王莽代替了漢朝,但我們雖然論斷不能肯定劉向便是當時在長安看見景星,而且又由長安往伯利恆去拜見聖嬰耶穌,那幾個東方博士當中的一個,卻值得我們尋味的是劉向既然是天算學家,既然是坐觀星宿不寐達旦,既然是景星(基督大星)出現於東方,那麼劉向曾經看見這一顆星,總是極可能的。 再其次博士不是君王,乃是有經驗的天算學家,他們觀察天體的變動,而推斷人士的休晷。有一天早上黎明的時候,有幾個博士、在長安忽然間看見耶穌的帝星、閃耀在天的西方。他們沒有半點懷疑,就肯定有一位神聖的君王,生下來這個世界了。降生的地點必在西方,因為那星在西方閃耀著的。他們用羅盤定了星的方向,又做成一個地圖,就是一直向著那地方走,到達了猶太境地。猶太的京城耶路撒冷,和中國的西和京城長安,差不多同一緯度。在猶太國的西面乃地中海,中國古時稱他為西海。 我們可以想像博士們用了約一個月時間籌備,便踏上了他們關山迢遙的萬里征途,他們所採用的地圖可能是先一個世紀張騫所測繪的。他們從甘肅出玉門關、經天山南路、帕米爾高原。而到大宛和大夏、再由大夏前往耶路撒冷。整個路程、長約四千多英里、及12000公里。他們帶著黃金乳香沒藥、拿來做他們沿路的費用,他們又帶了羅盤,用來指示方向。 倘若博士們真是波斯人,那麼他們見星之後,就必定先在國內浪費了20月的光陰,然後啟程出發。可是這些博士絕對不是喜歡閒遊放浪的人。他們懇切要去伯利恆,尋找敬拜那生下來做猶太人之王的上帝。下列一事,證實了他們心懷的懇切。他們在希律王面前,一知道聖嬰降生在猶太國的伯利恆,就全無稽延,立刻夜裡披星戴月趕往伯利恆去。聖經說他們以前所看見的那星,又在他們前頭行,一直帶領他們,到了孩子所在的地方,有星帶領就是夜間趕路的證據。博士非波斯人,看了上列的論述就可以知道一個概略。 值得查考印證 倘若他們真是巴蘭本國的人,那麼他們到達耶路撒冷所需用的時間,就更少了,他們浪費的時間更多,他們是愚人中的愚人了。如果這些博士是從巴蘭本國或自波斯國去伯利恆的話,考察立場來論是站不住腳的。 我們可以斷定,這幾個博士必定是一個十分遙遠的國家前往的。在那時,東方有那一國國家遠的過中國呢? 東方博士去自中國,這是一個長久藏的秘密,打開這個奧秘的第一把鑰乃是馬太福音第二章的東方博士的故事及漢書天文志,和史記天 ? 書。我們相信這些博士去自中國,這主張雖然使人驚訝,但他絕對不是空談無憑的臆說。這種考察工作外國人士能不夠完成的,因為他們缺少關於中國語言文學和中國歷史的知識。而且對於國人的性情,和中國人的思想方式,他們的體會也不夠深入。 總之,這些東方博士用兩年的時間,自中國長安去猶太國的伯利恆。我們可以想像當他們愈走愈近猶太的時候,約瑟和馬利亞恐也有預感,後年這些博士們就在伯利恆與聖嬰耶穌會面。這是一個值得考據的事實,也證明中國人的祖先智慧是高人一等的。

2017年2月14日 星期二

Babette, Kierkegaard

為甚麼歐洲傳統新教地區對食物比較不在意?很多人都認為那是因為他們太忙了,忙着工作,忙着賺錢,於是就沒有多少時間剩下來享受醇酒美食了。這種非常流行的講法自然太過籠統,受到不少挑戰。比如有些人就會反駁:「不是呀,就算從前,德奧北歐也都有些非常出色精緻的餐廳。怎能說他們不懂美食」? 對於這類辯解,我見過最嘴賤的回應出自Jean-Robert Pitte,我之前介紹過的法國歷史學家。 他很贊同新教地區也有好館子好廚師,「但那是因為他們熱愛工作,很想努力打好餐飲這份工」。換句話說,他們始終不忘的還是工作,而非美食。老派新教徒之所以熱愛工作,就像社會學祖師爺韋伯所說的,那是因為他們有一種「新教倫理」,尤其是相信預選說的加爾文派。在他們的教義裏頭,得不得到救贖是早在一個人出生以前就決定好了的;一個被上帝預選了的人,他一輩子都會福德兼備,品格淳良自不在話下,就連工作事業也都會大有所成。於是一個人的後天成就如何,便能反過來在某程度上反映出他在死後的去向。相信這套教義的人,多半都會緊張工作,因為他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知道自己能不能登上天國的階梯,只好埋頭拼命幹活,期望自己在事業上有傑出表現,間接證明他得救的機率。 就算不是加爾文派的信徒,整體新教文化當中也還是充滿了一種道德上的緊張感,自律、守時、講秩序,不像普遍接受天主教的意大利人那樣放鬆。而且他們對着現實世界還有一種距離感,不願擁抱這個物質世界的美好,反而覺得地球好危險,充斥了各式各樣的誘惑。華衣美服,佳餚陳釀,俱是阻礙救贖的大敵。最好的例子莫過於荷蘭黃金年代的商人,個個挑通眼眉,精明幹練,累積了大量財富;卻又生怕炫富,於是人人一身黑衣,從頭黑到腳,以示樸素。相比之下,同時期的法國權貴卻恨不能把錢全花在衣服上頭,金玉滿身(如果說今天的人開部名車是把一座房子開到街上,當年的法國宮廷就是將房子穿在身上了)。天主教徒能在世上看到神聖的造化善巧,讚頌它的美好,享受它的饋贈。新教徒眼中的世界,則是不得不捱受的原罪,活在其中不能不步步為營,早走早着。當然,這全是大而化之的陳言,而且今天的新教徒也早都不是這樣了。 《芭比的盛宴》之所以獨特,就在於它一方面呈現出這種典型的新教畫像,讓戲中的法國廚娘芭比炮製一頓精美絕倫的晚餐,吃得一群視美食如惡鬼的丹麥新教徒先是心驚肉跳,後卻心啟情開,是最類型化的美食電影敍事。另一方面,它卻不醜化新教徒,不把他們描畫成不近人情的道德老古板。沒錯,他們不像電影裏的法國歌手那樣欣賞音樂的純粹之美,只懂得用歌聲頌讚上帝。他們也不能像芭比那樣,把做菜吃飯當成頭等要事,只將吃喝看成維持肉身生命的必要行為。但他們誠懇、善良,生活簡單。 芭比那一套源自昔日巴黎名店的菜單,並沒有腐化這群信仰堅定的老實人,反而使得他們的心靈柔軟,對彼此開放,成了更好的基督徒。而芭比自己,這個在法國廚壇有過輝煌時刻的名廚,卻捨棄了一切榮華,寧願終身留在這個荒涼漁村做家傭。因為她在這裏看到了良好生活最基本的要素。 《芭比的盛宴》是兩大基督信仰文化的調和,兩種基督信仰世界觀之間的中道,更是兩套看似矛盾的飲食觀念的協奏。極盡考究的盛宴固然震撼人心,能夠為感官開啟出更豐滿的層次。但粗茶淡飯,卻可以讓人長住安穩,恆久喜悅。 ======= 一生都奉獻給主耶穌的牧師與兩名女兒馬汀娜與菲莉甫在丹麥的海邊小村傳教。 牧師以嚴苛的律己生活教化村人,倒也相安無事,但對兩名美麗的女兒卻也無形中將之視為神的恩寵, 雖有村中年輕人向其女兒示愛但均遭牧師拒絕。 洛倫中尉向馬汀娜表達愛意、另一名音樂家艾奇巴賓發現菲利甫極有歌唱天分而欲栽培她。 但因教義的約束,及牧師以兩名女兒為上帝的左右手為由而拒絕,這些曇花一現的情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  牧師過世後,法國發生動亂,一名巴黎女廚芭比在艾奇巴賓的推介下到丹麥投靠兩姐妹。 芭比只要求有個居處而不拿薪水,兩姐妹答應了。 在芭比的料理下,兩姐妹更專心在傳教方面的事務。 但延續著父親嚴厲的規律卻使得教會盛況不再,甚至村人們常因小事而憎恨起對方來。 十四年後村人及兩姐妹欲為牧師百年冥誕聚餐,本來只預備簡單的食物, 正巧芭比以前在巴黎買的彩券中了一萬法朗,芭比遂自願為村人作最正統的法式盛宴。  兩姐妹與村人們見芭比陸續買回的食物如海龜、牛頭、鵪鶉、松露這些他們從未見過的物料, 心中不免起了惶恐,於是眾人相約不對餐宴食物表示意見,以表示心中不為美食而動念。 宴會開始時,久別的洛倫正好來到。洛倫已晉昇為將軍,他發覺每道菜很像當年他在巴黎吃過最好吃的餐宴, 而據他所知,能作出這樣美味的廚師是一位女廚。  美味當前,眾人漸漸被舌頭感受的欲望所征服;慢嚼細嚥,加上頭等葡萄酒的催化,宴會的氣氛慢慢改變。 原本為了小事而自覺今生無法原諒他人的竟然與所恨的人開懷大笑起來, 瞬間教會的周遭變得祥和寬容,每個人覺得看到的都是天使……。  餐後眾人走出會場,每個人幾乎都寬容地原諒了別人,抬頭看天上,星星有如近在咫尺探手可得呢! 完成了一場盛宴後,芭比一個人孤單地坐在海邊,風吹著她的秀髮與衣褲,她沒有流淚也沒有埋怨, 也許只是對著海的另一邊遙想在動亂中失去性命的兒子和丈夫吧! ====================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 (Mercy and truth are met together;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have kissed each other.) ==================== Kierkegaard at Babette’s Feast:The Return to the Finite [1] Before heading for supper with the dwindling followers of the long deceased minister, the General wagers with his younger self, whose image sprawls before him on the bedroom chair: did I make the right choice years ago to leave this village and my hopeless love for the minister’s daughter to pursue a brilliant career that took me to the highest circles within the royal court? Was it the right choice? Tonight in her presence, I’ll know. The older self has grown weary of the trappings of power and the vanities of ambition. He is resigned to the fearful disclosure that indeed he had taken the wrong turn: how a life replete with victories could be swallowed by defeat. But supper never happens. Instead, the General and his elderly aunt sit down to such an exquisite banquet that he is overwhelmed. Impossible but true. In this desolate outpost of melancholy rustics, how he should taste such delicacies as are virtually unknown outside the most fashionable restaurant of Paris? The sheer dimensions of this incongruity defied all accounting. But who wins the wager? Which was the right path to follow? Standing for a toast in the midst of this unfathomable event, the General gives thanks to that great mercy which stretches further than all our efforts --whether commonplace or heroic. In the presence of God’s amazing mercy we discover that nothing has been lost. I have been with you every day, he tells Martine in parting, and I will sit down to dine with you every night for as long as I live. I have learned that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s this winning or losing? How can he know until he realizes just what his life has been really about? [2] Gabriel Axel’s beautiful film, Babette’s Feast, is based on a story by Karen Blixen (Isak Dinesen)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Ladies Home Journal in May 1950.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find the film replete with themes from Kierkegaard, since the author drew inspiration from her native Denmark, and a story situated on the Jutland heath might well evoke that native philosopher who, when visiting his father’s home, wrote: The heaths of Jutland must of all places be suited to develop the spirit powerfully; here everything lies naked and uncovered before God, and 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many distractions, the many little crevices where consciousness can hide and where seriousness has such difficulty in running down one’s scattered thoughts. Here consciousness must firmly and scrupulously close itself around itself. And on the heaths one may say with truth: "Whither shall I flee from thy presence?". [3] The parallels between Kierkegaard’s life and Blixen’s story are striking. Like the General, Kierkegaard had spent a wayward youth, gambling and disappointing his father. Like the General, Kierkegaard traveled to the Jutland to stay with his aunt, and like the General returned to become engaged in the conventional manner of settling down. Only, unlike the General, Kierkegaard broke off the engagement and turned to writing in the peculiar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modes for which he is known. Most importantly, both the General and Kierkegaard discover that the great love which had seemed futile in youth was given back in the end. [4] The recovery of what is lost--epitomized for Kierkegaard in the story of Abraham and Isaac--is described as the "return to the finite." In Kierkegaard’s 3 stages of life, faith contrasts with the aesthetic and the ethical in a trust that God will restore what we have sacrificed. Somehow--reason never figures it out--our happiness will be complete. What we have given up--child, art, fame, wealth, career, marriage--will somehow be ours again. As the sisters thank Babette for her spectacular performance in the kitchen, Philippe murmurs the words which provided her own consolation: "How you will someday delight the angels." [5]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Blixen’s story, Axel’s film, and Kierkegaard’s thought are complex. The film evokes Kierkegaardian themes while in the end suggesting a view of religion and art at odds with his. In the film, the faithful were tempted to miss the fullness of life and sink into fractious, petty quarrels unless interrupted by the artistry in their midst. Babette’s creation--one luscious sensation after the next--coaxed the hidebound Puritans into experiencing the reconciliation which burst forth from their hymns but not their hearts. At this Last Supper--where twelve gathered to remember their master, who they were, and what they were to be about--it was the artist who called forth the spirit of joy. What had worried them for so long--am I truly forgiven?-- was realized afresh as the bounty poured from the kitchen. The food was the visible sign of the abundance that they had dared not believe in: how could God ever forgive that sin? Who could ever really know me and still love me? Their faith was ruled by a scarcity akin to the rocky shore, the treeless land, the harsh winds, the muted colors, the stale bread, the unsalted fish-soup that filled their bowls. How could one scrabble for mere existence for so long and yet believe that there was more than enough of anything to go around? As long as Jerusalem was postponed to another world well after death, the conundrum of faith could be disguised. Of course, this abundance exists, but only in heaven where indeed our prayers are answered. What was scarcely to be tolerated wa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is abundance was already in our midst. What the hymns and gentle words of the sisters could not accomplish was made manifest in Babette’s gift. [6] The return to the finite is part of the double movement of faith that Kierkegaard describes in Fear and Trembling. There he ponders the problem of identifying a true person of faith, since the signs are hidden in the heart. This knight of faith, he complains, may well resemble the Philistine who walks the earth with no worthier concern than his next meal. In a passage that might have inspired Blixen’s tale, Kierkegaard describes the man of faith: The moment I set eyes on him I instantly push him from me, I myself leap backwards, I clasp my hands and say half aloud, "Good Lord, is this the man?... Why, he looks like a tax-collector!" I draw closer to him...to see whether there might not be visible...a note of sadness, a smile, which betrayed the infinite.... No! I examine his figure from top to toe to see if there might not be a cranny through which the infinite was peeping. No. He is solid through and through.... He belongs entirely to the world, no Philistine more so. One can discover nothing of that aloof and superior nature... He takes delight in everything, and whenever one sees him taking part in a particular pleasure, he does it with the persistence which is the mark of the earthly man whose soul is absorbed in such things... Toward evening he walks home, his gait is as indefatigable as that of the postman. On his way he reflects that his wife has surely a special little warm dish prepared for him, e.g., a calf’s head roasted, garnished with vegetables. If he were to meet a man likeminded, he could continue as far as East Gate to discourse with him about that dish, with a passion befitting a hotel chef. As it happens, he hasn’t four pence to his name, and yet he fully and firmly believes that his wife has that dainty dish for him. If she had it, it would then be an invidious sight for superior people and an inspiring one for the plain man, to see him eat; for his appetite is greater than Esau’s. His wife hasn’t it--strangely enough, it is quite the same to him. [7] In Babette’s kitchen swarming with the fixings of a splendid French dinner, quail and sea turtle await their fate alongside the head of a calf. Only the devout sisters aren’t delighted by the rich fare; they are horrified by these signs of a witches’ sabbath and call a secret meeting of the faithful where all, trembling, vow to consume the food without tasting it: an ordeal of the spirit to be endured in silence. Perhaps some qualms in the face of exuberant pleasure are prudent. But it is their initial refusal to taste Babette’s gift, not the calf’s head, which reveals a wayward faith. [8] For all the talk about religion, observes Kierkegaard, few pay much attention to faith. The usual attitude finds faith full of rules and demands to live with absolute purity. This view of faith, Kierkegaard points out, has confused two forms of human greatness: faith and ethical life. The ethical hero commands the will with enough authority to win the battle between duty and happiness; when tested, he will rise to the height of great sacrifice to do what is right. The ethical hero can be picked out of a line-up; fortitude leaves lines and crevices missing from the elusive visage of faith. Faith follows a double movement while this action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al--whether the call of conscience, God, or the ethical community--completes only the first movement. This movement, made entirely by our own strength, is the leap to the infinite or the transcendent. [9] Like great moral deeds, artistic creation absorbs our entire energies. Preparing a great feast or singing an aria by Mozart removes us from the range of the ordinary and makes reentry, in the words of Walker Percy, an urgent human problem. Percy renames "reentry" what Kierkegaard calls the second movement, the return to the finite. After the great discharge of the all-consuming deed, how do we resume the ordinary tasks of life without scorn for the smallness at hand? In Lost in the Cosmos, Percy seems to assume that faith’s trek back to the finite is no longer much of an option. His account of the modern alternatives to faith is bleak indeed. [10] But what is not generally recognized is that the successful launch of self into the orbit of transcendence is necessarily attended by problems of reentry.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The best film of the year ends at nine o’clock. What to do at ten? What did Faulkner do after writing the last sentence of Light in August? Get drunk for a week. What did Dostoevsky do after finishing The Idiot? Spend three days and nights at the roulette table. What does the reader do after finishing either book? How long does his exaltation last? [11] Ordinary life can’t help but disappoint the one who soars amidst the wonders of transcendence. No wonder, remarks Percy, that artists sink into neurosis, alcoholism, drug addiction, promiscuity, depression, and suicide to escape their estrangement from the everyday world. One who spends herself completely in ascending to the transcendent has no energy left to complete the leap back to earth. God isn’t much of an option for the autonomous self of modern culture, yet it was only faith, in Kierkegaard’s telling, that makes the return to the finite possible. In this passage, the "absurd" refers to the faith that exceeds the reckoning of human intelligence. The knight of faith succeeds where Percy’s artist fails in returning to the finite: He lives as carefree as a ne’er-do-well, and yet he buys up the acceptable time at the dearest price, for he does not do the least thing except by virtue of the absurd. And yet, and yet I could become furious over it--for envy, if for no other reason--because the man has made and every instant is making the movements of infinity. With infinite resignation he has drained the cup of life’s profound sadness, he knows the bliss of the infinite, he senses the pain of renouncing everything, the dearest things he possesses in the world, and yet finiteness tastes to him just as good as to one who never knew anything higher.... And yet, and yet the whole earthly form he exhibits is a new creation by virtue of the absurd. He resigned everything infinitely, and then he grasped everything again by virtue of the absurd. [12] In the sweet taste of the finite we find the power of God more so than in the infinite exertion that removes us far from the ordinary. We can muster the heroic apart from a relationship to God, but what is it about life as a creature that proves so difficult? In Percy’s cantankerous view, modern substitutes for faith by and large can handle the heroic but shatter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creaturely. "It is difficult for gods to walk the earth without taking the form of beasts.... Two gods in the Cosmos is one too many." [13] By our own strength, we can make the all-consuming sacrifice--artistic, moral, religious--but it exceeds our own strength to live with joy in the aftermath of catastrophe, loss, or simply the emptiness that follows the creative storm. Coming back to our smallness after it seemed for a moment that we have left it behind is as unsettling as a gift without strings. Philosophers often write as if the problem of evil were the big obstacle to a relationship to God. Babette’s Feast suggests that evil can be accommodated without much bother; what confounds our ordinary bookkeeping is goodness or love. The villagers were not surprised by harshness, regrets, and crabbed routine. It was the gift freely given that disturbs them. Babette’s feast was as unsettling to the villagers as the religious doctrine of forgiveness. This ethical life operates within the economy of scarcity and sacrifice. A greater courage is required to trust that love runs deeper than the losses which are so palpable. At the end of his journey to the Jutland, Kierkegaard writes: "It requires moral courage to grieve; it requires religious courage to rejoice." If eventually such a gift is accepted, it might move stiff and pinched limbs to dance. [14] Babette’s Feast achieves what Kierkegaard treated as impossible: to make the hidden movements of faith visible. A film about goodness threatens to bore its audience; a film about holiness that manages to get it right would seem to be as impossible as roses blooming in December or sitting down to a banquet fit for kings in a Jutland cottage. The usual ways of analyzing character and plot don’t size up the elderly sisters who move with such grace through the quiet grays and browns of the village. A modern critic might insist: these daughters were controlled by a powerful father fixation. What a waste to have never experienced romantic love or the flowering of their talents! To try on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is to realize somewhat ruefully that it doesn’t quite fit. Freedom, sorrow, and also joy hang together in this delicate balance. This wisdom does not belong to the stoic who trims desires to match the situation and remains tranquil at all costs. Here desire, like fine sauce, bubbles loudly; we aren’t about to quench desire or diminish its searing effects in our lives. In Babette’s kitchen, we hesitantly sit down to feast holding close to the promise of Psalm 85 quoted throughout the film: "Mercy and truth shall meet. Righteousness and bliss shall kiss."

2017年2月6日 星期一

人生四大問題

4Q. 影響人一生的生活、目標、成就、以及結果。 1、我是誰?who am I?-問其人的本質認同 2、我那裡來?Where did I come from?-問其人的背景認同 3、我來這裡做什麼?Why am I here?- 問其人對其生活工作的認同 4、我往那裡去?Where will I go?-問人生(終極)目標 --------- 1活著 我們為什麼而活著?羅素回答: 有三種簡單然而無比強烈的激情左右了我的一生: 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探索和對人類苦難的難以忍受的憐憫。 這些激情象颶風,無處不在、反覆無常地吹拂著我,吹過深重的苦海,瀕於絕境。 我尋找愛,首先是因為它使人心醉神迷,這種陶醉是如此的美妙,使我願意犧牲所有的餘生去換取幾個小時這樣的欣喜。 我尋找愛,還因為它解除孤獨,在可怕的孤獨中,一顆顫抖的靈魂從世界的邊緣看到冰冷、無底、死寂的深淵。 最後,我尋找愛,還因為在愛的交融中,神秘而又具體而微地,我看到了聖賢和詩人們想像出的天堂的前景。這就是我所尋找的,而且,雖然對人生來說似乎過於美妙,這也是我終於找到了的。 ------- 以同樣的激情我探索知識。我希望能夠理解人類的心靈。我希望能夠知道群星為何閃爍。我試圖領悟畢達哥拉斯所景仰的數字力量,它支配著此消彼漲。僅在不大的一定程度上,我達到了此目的。 愛和知識,只要有可能,通向著天堂。但是憐憫總把我帶回塵世。痛苦呼喊的回聲迴蕩在我的內心。 忍飢挨餓的孩子,慘遭壓迫者摧殘的受害者,被兒女們視為可憎的負擔的無助的老人,連同這整個充滿了孤獨、貧窮和痛苦的世界,使人類所應有的生活成為了笑柄。我渴望能夠減少邪惡,但是我無能為力,而且我自己也在忍受折磨。 這就是我的一生。我發現它值得一過。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很高興地再活它一次。 ------------ 2懶惰LAZY 一個看過許多國家、民族以及世界許多地方的旅行家,若有人問他,他在各處發現人們具有什麼相同的特徵,他或許會回答∶他們有懶惰的傾向。 有些人會覺得,如果他說他們全是怯懦的,他就說得更正確也更符合事實了。他們躲藏在習俗和輿論背後。 從根本上說,每個人心裡都明白,作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會再有第二次這樣的巧合,能把如此極其紛繁的許多元素又湊到一起,組合成一個像他現在所是的個體。 他明白這一點,可是他把它像虧心事一樣地隱瞞著。為什麼呢?因為懼怕鄰人,鄰人要維護習俗,用習俗包裹自己。然而,是什麼東西迫使一個人懼怕鄰人,隨大流地思考和行動,而不是快快樂樂地做他自己呢? 在少數人也許是羞愧。在大多數人則是貪圖安逸,惰性,一句話,便是那位旅行家所談到的懶惰的傾向。 這位旅行家言之有理:人們的懶惰甚於怯懦,他們恰恰最懼怕絕對的真誠和坦白可能加於他們的負擔。唯有藝術家痛恨這樣草率地因襲俗套,人云亦云。 -------- 而能揭示每個人的那個秘密和那件虧心事,揭示每個人都是一個一次性的奇蹟這樣一個命題,他們敢於向我們指出,每個人直到他每塊肌肉的運動都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而且,只要這樣嚴格地貫徹他的唯一性,他就是美而可觀的,就像大自然的每個作品一樣新奇而令人難以置信,絕對不會使人厭倦。 當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蔑視人類時,他是在蔑視他們的懶惰:由於他們自己的原因,他們顯得如同工廠的產品,千篇一律,不配來往和垂教。不想淪為芸芸眾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便是對自己不再懶散;他應聽從他的良知的呼喚:"成為你自己!你現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g3yPzN.html而能揭示每個人的那個秘密和那件虧心事,揭示每個人都是一個一次性的奇蹟這樣一個命題,他們敢於向我們指出,每個人直到他每塊肌肉的運動都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而且,只要這樣嚴格地貫徹他的唯一性,他就是美而可觀的,就像大自然的每個作品一樣新奇而令人難以置信,絕對不會使人厭倦。 當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蔑視人類時,他是在蔑視他們的懶惰:由於他們自己的原因,他們顯得如同工廠的產品,千篇一律,不配來往和垂教。不想淪為芸芸眾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便是對自己不再懶散;他應聽從他的良知的呼喚:"成為你自己!你現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 -------- 3孤獨LONELY 一如《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書中所言:人生苦難重重。 人生是一場艱辛之旅,心智成熟的旅程相當漫長。人可以拒絕任何東西,但絕對不可以拒絕成熟。拒絕成熟,實際上就是在規避問題、逃避痛苦。當然,在這個旅程中,你會倍感孤獨。 真正的孤獨不是溫飽後的無病呻吟。孤獨是靈魂的放射,理性的落寞,也是思想的高度,人生的境界。它沒有聲音卻有思想,沒有外延卻有內涵,孤獨是一種深刻的詮釋。 喧囂里的獨行客也是孤獨的。也許越是紛繁越成空,越是孤獨越豐富。一個人未必孤獨,人多時,也許更茫然。月亮僅一個,卻有眾星捧,走在人海中,不知誰人懂。因此,才有了喧鬧中的慨嘆,熱烈中的冷觀。 獨處時,才有時間思考;靜思時,才有機會感悟。 --------- 4改變CHANGE 心靈問題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問題。 我們要麼感覺內心無力,要麼感覺牢騷滿腹。 上班不開心,生活不順心, 自己對自己,也總是不甚滿意。 除了抱怨,我們還能做什麼? 慈懷讀書會聯合知更社區打造:人生四講——聽四場講座,或許改變你的一生。 知更社區聯合慈懷讀書會聘請了幾位哲學系、心理學系的高學知大牛,試著解釋——當然,能解決更好——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遭遇到的問題。 第一講: 北大哲學博士張又尤講尼采:懶惰讓大多數人死於平庸 第二講: 海歸學者李麒麟講羅素:如何讓工作變得有趣?如何讓生活變得有意義? 第三講: 清華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史詠鋼:哪些心理學定律決定了你的一生? 第四講: 中科院心理學博士、心理諮詢師王簫:飛至雲霄前,誰不曾經歷過孤獨時光? =============